接下来的三个半世纪，欧洲西北部农民人口的比例从80%左右下降到了差不多3%.英国的自由租地农和地主这两个群体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摆脱了有待改变的体制约束。他们用反映市场价格的租约成功代替了较低的固定租金。这些都是潜在的创新。因为地主很少自己耕种土地，所以他们必须顺利地找到合作的租户。英国各处贵族和绅士手中的土地数量差别很大，地主强制租户接受土地改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
少数贵族不愿打扰租户，所以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其他经济领域，比如采矿。参与农业改良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加在一起，控制了英国约60%的耕地。国王、给予习惯承租人以固定租金的地主、不喜欢自己管理地产的领主以及贫穷的佃农持有着这个国家剩余的耕地。参与农业改进的地主和自由租地农可以购买进入市场的土地，从而增加他们持有的土地，这些土地被出售是因为它们的所有者仙逝或者陷入了财务困境。
他们能够作出价格刺激快速响应，因为他们很富有，可以与变化对赌。他们改良成功带来的收益使他们可以购买更多的土地。政府也参与推动了农业改进，它向专家发放养老金来宣传实利作物，并向农民示范操作如何种植它们。农业手册连续发行了许多廉价版本，同时，人们的识字率也不断提高。长此以往，改良的回报降低了旁观者感受到的风险，消除了一个改革的不利因素。
采纳改良的最大动力源自这些方式在增收上的显著成功。因为改良有成效，所以少数分散在农村的开拓者充当了变革的催化剂。放弃休耕可以立即带来更多的耕种面积。当足够多的人把资源投入生产改进时，其他人就会效仿，否则他们只能自讨苦吃。增收使粮食价格下降，但改进者仍能获利，因为他们有更多的产出，而那些没有提高土壤肥力或者没有采用更好耕作方法的地主和农民则会因为持续下降的粮食价格而被淘汰。
市场机制慢慢地建立了改良的动力。农村最尖锐的分歧发生在参与和没参与改良的人之间－无论他们是农民、租户，还是地主。这不是地主和租户本身的问题。因为身处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也很难知道其中的利益所在，所以利己行为并不会产生一致的影响。市场对原地不动的人非常苛刻；市场的价格动态会奖励有先见之明和参与改良的人，惩罚抗拒改变和不愿参与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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