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少数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力方面没有大的变化，但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商业性农业较前有所发展。农村中生产关系方面的显著变化是，封建地主制经济还在发展，并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经营，此外，各种前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都继续保持下来。
在帝国主义、反动政府、剥削阶级及商人资本、高利贷资本的压迫、剥削下，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生活非常困苦。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后，随着帝国主义对原料需求的增多以及国内工业的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性农业也有所发展，主要表现为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有所扩大、种植品种有所增多。
茶叶是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产品，西双版纳所产普洱茶，鸦片战争前已负盛名。甲午战争后，在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刺激下，孟孟（今双江）、缅宁（今临沧）、顺宁（今凤庆）等地，又出现了一些新茶区。孟孟、缅宁所产茶称“勐库茶”，顺宁所产茶称“凤山茶”。下关白族地区的商人将这些茶叶加工成“沱茶”，上品制成“叙府装”，运至宜宾分销四川各地，换来黄丝出口缅甸；下品制成“蛮装”，经丽江运至西昌彝族地区，或由中甸、维西经德钦运销康、藏藏族地区，换来麝香、贝母、大黄及其它各种药材出口。此外，湘鄂西及广西的茶叶种植，也有所发展。鄂西所产“云雾茶”也很有名。
桐油是湘鄂西及黔东北等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产品，原来只供国内作木材防腐涂料及照明使用。清末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发现可以用来制作高级油漆和供军用，开始大量收购。
1920年至1923年间，湘西永绥（今花垣）每年输出桐油已有一千多万斤。1927、1928两年，所里（今吉首）每年输出桐油达一千五百万斤，1930年上升至三千万斤。古丈厅及黔东北松桃县的团寨和铜仁县的牛郎乡等，每年生产和加工的桐油都为数不少。于是，这些地区的油桐生产很快发展起来。在湘西保靖、龙山、永顺等县山区，桐树种植的面积甚至超过了原来种植最多的杉树。广西自1926年后，农村中的桐树种植也大规模发展起来，特别是柳州附近发展较快。
蚕桑原来少数民族地区很少种植，清末新疆逐步发展起来。1884年新疆建省初期，南疆岁产丝约三十万斤，清末发展至七十万斤，至1925年前，仅喀什噶尔每年即产生丝一百万斤。云南在辛亥革命以后，也开始种植蚕桑。
此外，广西的八角、肉桂，湘西的油茶，贵州、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油菜、烤烟、五倍子等作物的栽培与种植，都有所发展。肉桂、茴油还是我国重要的出口物资。
但总的说来，少数民族地区的商业性农业，还是很不发达的，还没有像沿江沿海某些地区养蚕、植棉那样，形成专门化的生产区域。而且，这些刚刚发展起来的商业性农业与内地的商业性农业一样，带着很大程度的殖民地性质：主要是服从于帝国主义掠夺原料的需要发展起来的。油桐的生产就很明显。1931年前后，受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桐油价格直线下落，卖出后还抵不上成本，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民只得忍痛听任桐山荒废，有的甚至被迫砍掉当柴烧。
而最能表现少数民族地区农业以至整个社会经济的殖民地性质的，还是罂粟的大量种植。自鸦片战争前夕外国资本主义在我国强制大量倾销鸦片以来，我国农村开始较多地种植罂粟，生产鸦片。两次鸦片战争后，鸦片入口的禁令被取消，罂粟种植更在我国泛滥开来。
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大多位于我国陆地边陲，近代仍然普遍处于封闭状态，很多地方还为带割据性质的地方势力所把持，既便于从国外获得罂粟种子，又可以使罪恶的鸦片生产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加上少数民族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普遍落后，人民群众难于组织起来抵制这项罪恶的生产，所以，我国的罂粟最先种植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始终是中国鸦片的主要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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