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刊记者 张菀航
2014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进入“新常态”。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明确这一重大论断, 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随着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系统部署,《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作为新时代改革再出发的顶层设计,从15个领域、336项重点任务启程,其涉及范围之广、魄力之大,被国际社会誉为“30 年来中国最具雄心的改革计划”。
全面深改正是新常态之下的厚积薄发,沉淀的是改革动力,蓄积的是创新势能。
2014年伊始,深化改革的号角即在“三农”领域吹响。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正式对外发布。随后在2015年,中央再次通过一号文件谋定“加大改革创新力度加快农业现代化建设”的主线,延续深改思路。
做强农业:将粮食安全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
实际上,农业作为国民经济最基础、重要的组成,不免要先于其他行业直面新常态、且主动适应新常态,而这一进程叠加农业自身趋势性变化,无疑将承接更复杂的改革变量。
粮食安全问题首当其冲最先受到关注。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列为2014年六大任务之首,史无前例的政策聚焦进一步提示着我国粮食供需脆弱平衡的现实。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显示, 201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0193.5万吨,同比增长2.1%,实现了振奋人心的“十连增”。
“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也意味着我国6亿吨粮食生产能力初步实现。”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东亚农业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朱俊峰在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时表示,“十连增”的好形势下,也应注意到,当时阶段已有多数年份的粮食需求大于供给,粮食进口量不断攀升,水稻、小麦和玉米三大谷物净进口逐渐常态化,粮食结构性短缺的矛盾凸显。
据统计,2012年我国净进口粮食规模较2010年增加了490%,2013 年全年净进口粮食规模达8402.1万吨,同比上涨8.4%。
2012年以后,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接受《中国发展观察》采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胡冰川表示,在中国加入WTO之后的短短十余年间,农业生产和资源利用发生了巨大变化,从农业资源输出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农业资源输入国。2013年,我国农产品贸易逆差为510.4亿美元,特别值得提出的是,当年的大豆进口量已达6228万吨,同比增长13.6%;食用植物油进口量达960万吨,同比增长23.1%; 此外,水果、畜产品也均呈现两位数的增长。
当时可以预见的是,粮食安全的高压力与部分主要农产品高进口将长期并存。这归因于大宗农产品国内外价格倒挂,部分已冲破“天花板”,而农产品的成本“地板”同样在刚性抬升中,二者合力挤压下的农业生产空间越来越小。此外,农业补贴日益逼近我国入世承诺的“黄箱”上限,农业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红灯”也已亮起。
“应势破局的思路,是一方面加强对国际农产品市场的统筹利用,具备开放的灵活性;另一方面也将更多立足于国内生产,积极构建新形势下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胡冰川说。
对此,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并进一步强调,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是治国理政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针。
“中央层面基于世情国情农情再度敲响粮食安全的警钟,将粮食安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 朱俊峰说,文件明确提出,“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具有高度的前瞻性和引领性。新战略的核心是立足国内基本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国人的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同时饭碗装的主要是中国粮。面对新形势、新变化,必须合理配置资源,新战略鼓励集中力量把最基本、最重要的谷物和口粮保住。适度进口则是在开放的环境下,更好地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更加积极地利用好国际粮食市场和农业资源,从而有效调剂和补充国内粮食供给。同时, 要继续通过科技支撑和驱动,挖掘国内粮食产能和潜力,确保高基点上实现粮食生产新突破。
在保证供给数量安全的同时, 质量安全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正视。时任环保部部长周生贤曾在2011年10 月召开的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的正式报告中指出, 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总体不容乐观, 全国受污染的耕地约有1.5亿亩,占18亿亩耕地的8.3%。
朱俊峰说,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并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突出表现在盲目追求产量而超量使用农药、化肥、兽药等农业投入品,工业“三废”和城市生活垃圾也对农产品生产环境带来直接或潜在威胁。
“长期以来,中国相当数量的农产品来自以小农户为代表的小规模经营主体,无论是生产规范、还是监管方式,都是比较粗放的。” 胡冰川认为,与此同时,随着收入水平提高,人们在实现农产品消费数量的基本满足以后,开始对农产品质量安全有了更高的要求,“吃饱”之后人们开始追求“吃好”。
朱俊峰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理性审视农业发展面临的诸多挑战,以可持续的方式保障数量、质量双安全,必须尽快从主要追求产量和依赖资源消耗的粗放经营转向数量质量效益并重,致力竞争力提升、农业科技创新、可持续的集约发展,走出一条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的突出亮点之一便是“建立最严格的覆盖全过程的食品安全监管制度”,文件强调要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和生产经营主体责任。支持标准化生产、重点产品风险监测预警、食品追溯体系建设。相关要求在2015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又得以再补充和细化,其中建立全程可追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被提上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