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现在被赋予管理各省的那些人的观点和良好意图，无疑是倾向于恢复发展农业和商业进步所需的自由。他们力图建立征税工作的正确秩序，以便在政府实行普遍改革以便有效地恢复农村以前，唤起耕作者的信任。
在管理国家时，任何时候都不应忽略以下各点：土地产品和人们工资的价值，只有通过价格才能确立；没有合理的价格，国家就不能富裕；国王的收入应当在这个（价格）基础上加以调节；贸易国家的周转只有在它同别国联系的程度上才能实现。
因此，当国内年产品减少时，政府的全部注意力应当坚定不移地放在：不使农产品价格低于国外的通常价格。它只有全力促进对外贸易才能在这项事业中取得进展。国家的富裕状况，全看政府在这方面能有多大作为。对进出口的这种赋税，妨碍国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各种禁令和规章，都会减少国家的财富基金和国王的收入；给粮食产品的贸易和生产带来损害的各种赋税，则是极为有害的。
收税时应从最大可能总产量出发，从其相互作用各个部分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出发，从它们对增加人口和农产品生产的影响出发；而不应当以个别产品的价格和数量为基础；应当研究它们之间相互支持的作用。
葡萄酿造业应被视为农业经济的一个辅助部门，它具有很大的意义，要求给予特别的注意；也应当这样来看待饲养和饲养提供肥料的牲畜的工作。葡萄园是由于种植特种作物而获得价值的土地，从所生产的葡萄酒的价格中减去费用，就可以决定它所提供的收入。但是，为了保持收入水平，就应当使价格能够补偿酿造葡萄酒的费用；征税就应当从这个基础出发。如果税收是适当的，它会有助于葡萄栽种数量的分配；如果税收数量过大，其结果就是栽种面积的减少，而这会损害国家和国王的财富。
对房屋和其他财产征税，可以很容易地按照租赁房屋所支付的房租的比例来决定和规定。
在作了上述考察之后，不难明白，对所有的征税对象实行比例征税对全体人民是有利的，它可以投机商人这个中介，为王国创造巨额收入；此外，还有其他一些我们将在下面谈到的好处。
对集中生产手工制造品和商品的工业，难以实行按比例征税。但是这种不便不像随意对土地征收土地税那样具有破坏性，因为手工劳动制造品的生产不像农业那样是财富的首要源泉。它不创造收入，而是仅仅补偿手工劳动的价格，并且要通过土地所创造的收入而存在。正是这些收入支付了手工业者的劳动；居住和生活在王国的企业家、手工业者、商人和工人的人数，是同土地所提供的收入相适应的。
我不打算讨论制成品的外销问题；如果去掉丝织品和毛织品，那么这事对一个大国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生产丝织品和毛织品，以及同我们所生产的产品的贸易有关的手工业工场，不应当混同于手工制造业，也不应当混同于奢侈品生产，后者需要外国原料，特别是丝。法国已经广泛地使用丝，并且已经损害到了我们的羊毛贸易、牲畜的繁殖和土地的施肥。我们的工业为我们自己消费所生产的一切产品，不需要特别保护，它是由我们自己的人民支付的。
这种生产在农业经济能够提供大量收入的国家总是能够繁荣起来的，因为土地所有者能够用这些收入保证为企业家、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和仆人提供报酬，从而将他们吸引和留住到新的地点。当农业和农产品对外贸易繁荣时，也就不必担心不完全按比例的税收会对这些职业造成损害了，因为对手工业制品和商品的需要总是能够保证手工业工场主、手工业者、商人、工人和仆人的工作和利润，同国家的收入和支出相适应；他们将以所得的报酬补偿对他们所征的税。要知道，税收是落在了收入上。对这些经济部门来说，重要的只是正确地分配税收；这里所要关心的只是同征税有关的且或多或少要由国家负担的费用的大小，因为这些费用对国王和国家同样都是损失。
对这些经济部门征税所需的费用较少，其平均分配却很复杂。随意征税的坏处在于它不公平，而不在于它对国家有害，因为生产我们消费品的工业由于国家的财富而得以保存；然而如果不能完全消除不公平现象，那也会使工业大为衰落。一些城市请求将赋税在它们的各个行会之间分配。在这种情况下，行会本身会将赋税在它的各个成员之间分摊，采用这种办法的所有成员对此感到满意。城市可以采用这种征税形式，不过应当让它们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为城市居民的征税不涉及农业，只同城市本身相关，所以它们应当有可能决定哪种形式对它们的负担最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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