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日本战败并被美国占领。为了摧毁日本军国主义的基础, 实行民主化与非军事化政策, 作为日本政治经济基础的农业部门急需进行一次大的改革。日本政府由于担心战争结束后国内粮食恐慌以及随之而来的共产化倾向, 加之察觉到占领军的改革意向, 因此决定先于占领军进行农地改革。1945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的《农地改革纲要》推动了地主土地强制转让和地租现金化的实行。然而, 由于地主制度解体的不彻底, 此次农地改革并未得到广泛支持。第二次改革则将全部租佃地低价转让给佃农, 彻底解体了地主制度, 使农民可以享受自己的劳动成果, 成为土地的主人。为了维护农地改革成果, 维持自耕农体制, 日本于1952年颁布《农地法》, 严格限制农地权利转让, 农地政策中的“自耕农主义”得到强化。
自此, 日本形成了“碎散的家庭小农私有”的农地制度以及小规模经营的农业生产格局。但是, 这样的农业生产格局阻碍了日本农业的持续发展。一方面, 农地经营规模不足, 导致规模效益率低, 农业生产成本提高, 农业相对收入减少, 小农竞争力减弱；另一方面, 第二次世界大战非农产业的快速发展转移了农村劳动力, 农业劳动力短缺、农户兼业化和农业劳动力人口老龄化等问题并出, 导致日本国内土地撂荒现象严重。1961年, 日本政府为提高农地资源利用效率以及改变耕地细碎化格局, 制定《农业基本法》, 确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目标, 鼓励和引导农户间农地所有权转让。
此后, 日本政府为进一步推动土地流转和实现规模经营, 多次修订《农地法》《农协法》, 并出台《农地利用增进法》《结构改革特别区域法》《食品、农业与农村基本计划》和《推进农地中介管理事业法》等法律文件予以法律保障。然而半个世纪以来, 日本政府推动的土地流转和土地规模经营收效甚微, 农业人口老龄化、农民兼业化趋势愈演愈烈。总体而言, 小规模农业的经营模式仍然占据日本农业经营的主导地位, 土地规模经营进展缓慢。
虽然日本的农业发展在新时期面临诸多难题, 但是其农业现代化进程不仅没有受制于此, 还在小农户的基础上完成了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从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经济重建到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农村作为“稳定器”和“蓄水池”, 吸纳城市富余就业人口, 维持社会稳定, 极好地缓解了城市就业压力, 奠定了日本经济崛起的基础。
如今, 日本不仅实现了较高程度的农业机械化、规范的农业产业化, 还实现了城乡收入水平同步增长, 甚至一般农民的收入水平超过城市一般居民的收入水平。土地流转旨在通过规模经营, 提高农业生产资料的技术投入率和经营管理的现代化率。但是, 日本并未依靠大规模土地经营, 而是在小规模土地经营制度的基础上实现了农业现代化, 并推动了工业化进程, 使日本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 与西欧及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大规模农场经营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反观中国现代农业转型, 土地流转与规模化经营愈演愈烈, “去小农化”和“去农业化”趋势明显, 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 国内学界与地方政府坚持的一种观念是, 中国现代农业转型的瓶颈在于土地的细碎化和分散化经营阻碍了土地规模效益的发挥, 因此实现农业生产领域的规模化是完成中国现代农业转型的必由之路。
那么, 中国现代农业转型的理论路径和实践路径是否仅此一个方向?本文发现,日本在土地流转缓慢和规模经营不足的前提下, 依然实现了小农户基础上的农业现代化并保护了小农户的利益, 这与实现农业生产规模化的思想倾向形成悖论。而中日两国农业经营制度上的共通性, 如具有人多地少、小农经营历史悠久、农业生产规模经营小、农业经营主体主要以家庭为基本单位以及人均耕地占有量少等共同特点, 可以为中国借鉴日本农业发展经验提供一定的可行性。
基于此, 为剖析上述悖论难题, 分析日本小规模农业现代化、产业化的实现机制与发展逻辑, 为中国农业转型与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构成本文的核心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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