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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恒洋:2013年后,一半以上中央预算投资用于农业农村

   2021-11-30 腾讯网5100
导读

由腾讯原子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商业向善,共创可持续未来——2021中国益公司责任力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司长胡恒洋,应邀做了题为《农村改革创造乡村振兴新动力》的主题演讲。

由腾讯原子智库、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主办的“商业向善,共创可持续未来——2021中国益公司责任力年度论坛”在北京举行。国家发改委农经司原司长胡恒洋,应邀做了题为《农村改革创造乡村振兴新动力》的主题演讲。

胡恒洋指出,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众多的改革,形成了一个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在这一外部重大支持之下,现在乡村振兴更重要的是,要加大农村自身体制的改革。


以下为演讲实录:

我从大学毕业以后就在国家发改委工作,大部分时间在农村经济司。我这几十年,归纳一下,就做了3件事,每年重复在做。

第一,参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规划以及农村的各项规划。我从国家第七个五年规划搞到第十三个五年规划,退休了。第二,安排中央预算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投资——大概每年中央预算内投资安排达到1400-1500亿。以前安排项目是很复杂的,要找具体的项目;现在改革了,直接下达到各个部门、各个地方,任务就轻了一些。第三,参与党中央国务院农业农村发展改革重大问题的调研、重要文件的起草。国家发改委也是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起草单位之一,农村经济司在国家发改委又是负责农业农村工作的,所以我们也牵头,在内部协调各项政策。

中国改革始于农村改革,这些年我参加了很多农业农村改革政策文件的调研、起草,包括农业方面的改革、价格支持改革、林业体制改革、水力体制改革、扶贫体制的改革等等。这么多的改革,就形成了最集中的成果——形成了一个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体系。

这个政策体系,归纳一下,大概包括这几项内容:

1、补贴政策。我们最早对农民实行4项基本补贴,后来不断改革完善,包括现在出台的很多补贴(目前对农业农村的补贴大概有几十项),不是普惠性的,而是有针对性的。除了对农民进行补贴之外,还要对产粮大县进行大量补贴——我们叫做“农业大县、农业大省、财政穷县、财政穷省”的问题——调动地方政府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2、价格支持政策。国家粮食收购体制改革之后,农村实行了一系列的价格体制改革,目前形成了对不同产品的不同的价格支持。(1)对小麦、稻谷,目前还是以最低收购价托底——政府每年公布最低收购价,只要市场价格低于这个最低收购价,政府全部收购。(2)对玉米、大豆实行生产性补贴。原来我们有个临储政策——价格低的严重了,国家进行临时的收储,后来也变成国家最低收购价。但是带来很大的财政负担,而且扭曲了价格体系,国家收购价格大大高于市场价,国家支持不下去,就改革了。原来实行临时收储的大豆、玉米、油菜等等,都纳入国家的临时收储政策,现在是保留生产性补贴。(3)木棉价格,主要是对新疆棉花。棉花是新疆的主要农产品,而且现在的差额比较大,最早在新疆实行的价格是20900元/吨,国际市场价格在1.4万到1.5万,大概有4000到5000元直接补贴给农民。这两年降下来了,目前是18900元,实际上还是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

3、金融支持政策。我们现在支持农村的金融,除了有很多“农”字头的银行——包括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信用社等,还要求各大金融机构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支持。现在很多银行都有三农事业部,包括渣打银行、邮储银行等,都有三农事业部,国家支持农村金融行动必须要行动。金融不到农村去,一是金融成本比较高,二是金融风险比较多,所以现在国家财政出资,建立一个担保体系,解决金融机构进农村的风险问题。

4、保险支持政策——现在主要的农产品都纳入国家政策性保险。政策性保险大体是这样:80%的保费是各级财政负担,农民出的保费不超过20%——当然,现在农民参保积极性不是很高。主要是因为现在保障的标准不高,出了事儿以后,农民只能保到物化成本。下一步,要提高保障水平,探索完全成本保险、目标价格保险、收入指数保险等等,尽量提高我们的保障水平。

5、投资支持政策。十八大中央提出一个要求,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要放到农村去。根据这一要求,各级政府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支持,特别是中央预算的投资。从2013年开始,中央预算投资用于农业农村的超过50%——也就是说,从2013年,我们一半以上的中央预算投资用于农业农村,这是很大的力度。投资农业农村,一是解决农产品的盈利问题,二是解决农村的民生问题,第三解决农村的供应服务问题,第四解决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第五是加大贫困地区支持,同国家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我说的这些,是中国这些年来的改革形成的支持农业农村的政策体系框架。当然,我们还要继续完善、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强大的支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这是从外部来说。

现在更重要的,还要加大农村自身体制的改革。这些年实际上很多地方也在积极探索,比如原来贵州搞的“三变”——资源变资产、农民变股东等等,就是农村有大量的资产、资源没有盘活,存废在那个地方。这里面很大的一部分资源资产的产权不清,比如说农村大量的房子,但是农民没有产权,无法交易,政府也不让它交易,包括其他的资源也不让交易。现在中央提出,要盘活集体资产,但这个集体资产产权归谁,现在也都搞不清楚,所以没办法进行产权交易。但是这个方向还要去推,把集体产权搞清楚,把农民的产权也要搞活。另外,还要推进其他的民权制度改革、水力制度改革等。

一方面加大政府投入,另一方面把农村搞活,我们乡村振兴还是有很大的发展潜力。
 
(文/小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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