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米尔诺夫曾经说：“天才不能使人不必工作，不能代替劳动。要发展天才，必须长时间地学习和高度紧张地工作。人越天才，他面临的任务也就越复杂、越重要。”
勤劳勇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而辛勤劳动几乎成为了镌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责任。自20世纪50、60年代开始，中国兴起了包产到户。尽管那时候社会的大环境并不利于包产到户的发展，众人皆依旧情绪高涨。
人们一直认为当年的毛主席曾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事实真的如此吗？包产到户推动了中国农业发展，是为什么遭到毛主席坚决反对呢？
发展历程
1956年，包产到户第一次在中国的农村兴起。彼时农业合作化造成了众多农民积极性不高，农村发展存在着动力不足的问题。与此同时，长期的农业合作化让内部的平均主义愈演愈烈，农民之间产生了严重的矛盾。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农村开始了包产到户的探索。四川省成为包产到户的排头兵，他们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包工、包产、包成本政策落实到一个个生产小组，之后进一步落实包产到户。
事实上，四川地区是整个中国最早推行包产到户政策的地区。不久之后，安徽省、浙江省、广州省等经济发达的地区也开始发展包产到户。
1957年，浙江省永嘉县的包产到户探索已经小有成就，小小的一个县城已经有200多个合作社推广了包产到户，其影响也在不断辐射其他县城。
包产到户在南方地区发展如火如荼，不久之后就遭到了打压。1957年5月，全国范围内兴起了运动。为了识别这一问题，农村开展了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辩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事实上当时关于社会性质的争辩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明确农村存在着的问题，例如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有没有存在的具体意义等。
在辩论刚刚开始的时候，部分人认为包产到户是在循环资本主义的道路，因此包产到户也成为了被舆论讨伐的对象。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让Z倾错误在全国泛滥开来，农村的生产力被严重破坏。为了纠正错误，中共中央从1958年11月开始在郑州、武昌、上海等地区连续召开了4次会议，想要解决人民公社化产生的一系列消极影响。
为了贯彻落实中央的政策，农村地区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各地的生产大队对生产采取三包一奖的政策，以此来克服农村出现的平均主义以及农村生产秩序混乱的问题。
自此，江苏、湖北等地区再一次兴起了包产到户的高潮。其中河南省的新乡和洛阳是1959年包产到户政策推行成效最显著的地区。
当地的领导大力支持包工到户、定产到田、个人负责、超产奖励等众多的政策，大约有60%的村民都重新分配到了土地。
这一轮包产到户的高潮是随着Z倾错误纠正的风气发展的，然而庐山会议之后，包产到户再次受到打压。会议后期中央对彭德怀进行了批判，不久之后，中共再次兴起了反Y倾的斗争。
在众人眼中，包产到户是一种极端落后的做法，它代表着历史的倒退，甚至有人为包产到户戴上了反动的帽子。
在社会环境的影响下，包产到户逐渐与Y倾机会主义产生了关联，人们以防止Y倾机会主义帮助资本主义在农村复辟为理由，再一次禁止了包产到户的推行。
反Y倾主义发展轰轰烈烈，中国的政治建设遭到了一定的破坏。经济上的Z倾错误日益明显，浮夸风、共产风开始在全范围内蔓延。
同时，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为中国农村的生产建设带来了极大的挑战。1959年到1961年，中国历经了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中国经济陷入泥淖。为了扭转局势，中共中央做出了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指示。
在这个过程中，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一次被提上日程。安徽省、浙江省、甘肃省等地区又一次开启了包产到户的道路。在1961年末期，全国实行包产到户的地区已经占据了20%，其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可能。
再次兴起的包产到户依旧遇到困难，尽管中央与地区已经明确了包产到户的合法性，却仍有人对包产到户提出质疑。在1962年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以及之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包产到户被人们定性为单干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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